《阿飞正传》于1990年上映，那年王家卫32岁，张国荣34岁，梁朝伟28岁，张曼玉26岁，刘嘉玲25岁老的。他们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。
当年我还是个满大街骗糖的小孩子，香港电影的路口真可怜。
2004年，还在上学的时候，看过一篇关于王家卫的影评，用一首诗概括他的每一部电影：
《旺角卡门》是“心中充满敌意，天下侠骨不多”；
《阿飞正传》是“我来了，人没了，谁来采江采芙蓉”；
“东邪西毒”是“一命窒息成今日，天下无一人正朝落日”；
《幸福在一起》就是“欲麻姑买海，一杯春露寒如冰”……
我把所有的诗句都背下来了，但都多于解释，突出当时人人趋之若鹜的小资情调。
那个时候，我还需要一个观点来喜欢王家卫吗？不，就像男孩女孩一见钟情一样，只是感觉就足够了。
为了谁？
2018年，《阿飞传》在院线重新上映。我没有赶上。据说票房很差。
王家卫什么时候的票房理想？但他依然有让人记住的能力。
2021年10月下旬，在从深圳返回北京的飞机上，重温《阿飞的真实故事》。此时的我也像一只鸟。
到了这个年纪，对王家卫的台词、摄影、伦理和对孩子的感情的暧昧迷恋如潮水般退去，对主角身份困境的感同身受，犹如水下的巨石。
总让我觉得王家卫让《阿飞》多了几句题外话。
再没有比张国荣更适合演绎徐载这个角色的演员了。他一出现在舞台上，每一根头发都是一场戏，每一秒都是一个情节，每一个眼神和笑容都是悲伤和动人的。真好看！
他对着镜子跳曼波舞的镜头成为银幕上的经典。在那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一个穿着白色背心的男人如此浪漫。
他毫不费力地和女孩们一起玩，但他不喜欢她们中的任何一个。他躺在疲惫的弹簧床上，腰间搭着被子，露出一双没有情欲的寂寞腿。
这个漂亮的男孩是一只“无脚鸟”，他没有心，他的心是空的。不管是养母，还是苏丽珍和露露，谁也进不去。
他唯一的生活诉求就是知道他生母的下落，但养母怕他走后再也回不去，所以咬了她一口。两人针锋相对，互相折磨。
养母是名媛，终于找到愿意照顾她的老人带她去美国，问许载要不要跟她一起去。
许载道：“你一直舍不得我走，现在我绝对不会放你走，你试试。”
养母：“你对着我这么多年，怎么就不能对我好一点？”
许载回击道：“反正你有一天不告诉我，我也不想有一天死。大家都在折腾，总有一天我要你告诉我是谁生了我。别人说我说我不会这么开心，我一定是你自己说的。除非你死了，否则大家都会开心的。”
我想起了我上中学时发生在我家的一个“公案”。我和妈妈吵架，生气地说，我不能是她自己的。我妈懒得给我证明什么废话，这让我越来越相信——我一定不是这个家。
一个真遇到这种事的同学来玩了，我在同学面前夸张“演戏”，妈妈气得脸都绿了。
那个时候，真的很叛逆。吵架后，我没有认真考虑。我想，如果我真的不是这个家庭的孩子，生活会有什么不同？他们的爱不变，他们的养育不变，但我似乎不再是我了——我生来就是人，我原来的身份是模糊的。
许载的懒散、热情的流浪、孤独和空虚似乎可以原谅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，在家庭中没有明确的身份，所以他没有动力进入任何社会角色，他可以”学习。接受爱并给予爱。
爱是连接。他和这个世界的第一次联系是错误的。
他终于得到了亲生母亲的线索，前往菲律宾看望他。仆人告诉他，他的生母不能再住在这里了。
临走时，许载还气呼呼地说：“我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，我知道身后有眼睛在盯着我看，但我永远不会回头。我只是想见见她，看看她的样子，既然她不给我机会，我绝对不会给她机会。”
拍的很美，手持摄影，蓝色调，椰林上空寂静如真空。
这次看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。这不是王家卫控制时间的习惯，也不是角色大于情节的支离破碎的叙事，也不是法国新浪潮电影的清晰印记——而是对找不到身份的仇恨。意义是对背景文化的无声告白。
其实对于《阿飞正传》这个层次，已经有很多人评论过了。“无根鸟”的比喻是指香港。进入90年代后，回归的岁月数不胜数。要去的地方充满了焦虑。“阿飞”这个角色体现了一代人的集体焦虑。
这种世纪末的情怀，已经超越了角色和时代，似乎三十年后也不会违背和平。
“身份”是王家卫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。杜仲景曾经说过：“王家卫其实只拍了这部电影。后来，电影中的人物都能找到自己的原型，主题始终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——疏离与亲近、拒绝与接受、追求与失落、遗忘与怀念、逃离故土寻求自由。”
是的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《旺角卡门》是社会身份转变失败后的毁灭，《阿飞正传》是家庭身份失败后的任性与堕落，《恶与西毒》是人生——个人与过去身份的威胁对峙，《一起快乐》是回家和回家的巨大裂痕，“回家”的方向直接指向“家乡身份”。《花样年华》从一开始就有了明显的变化。人们到了中年和中产阶级，生活稳定，有家庭和社会认同。这已经是2000年了，2013年，“大师”的表现更加明显。这些年来，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答。答案是国家认同的明确性。民族认同就像一盏灯，照亮了每个在迷茫中跋涉的人。人找到了前进的方向，所以也就有了“见自己、见世界、见众生”的境界。从自己到地平线底部到众生越来越开阔。
有人说，王家卫对香港身份的关注和质疑，就在这部电影里结束。
戴金华在题为《大师探寻香港身份》的文章中做了更详细的解读，王家卫的电影序列执着，持续了20多年，是一个关于香港的神话和质疑孔的身份。2D国产版《大师》是王家卫的北方之行，是对自身主题和身份局限的重大突破。身份问题和身份表达。
但这是通往身份之路的尽头吗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个人认同、民族认同甚至文化认同的认同感，是随着时代气候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形成的，必然会有大起大落。
电影人如何选择一个人，希望他能在接下来的电影中继续思考和实现。
其实，不仅是王家卫的电影，90年代的港片，对“身份”的追求、主张和验证，都是不可忽视的标签。
回到《阿飞正传》，为什么像许仔这样偏执、颓废、无为的边缘人物，要用“正传”来称呼他？很讽刺，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细究之下，亦有深意。
身份偏见
影片中，相较于男性的自恋和偏执，女性更加圆润现实。
不管苏丽珍在雨中多么伤心，她还是要赶回夜班去卖球票；不管璐璐怎么爱许载，她还是要当舞者，去打工赚钱；她会说上海话的养母想找一个能照顾自己的人。老头子，只要对她好。
他们不会找那么多借口。当他们失恋并擦干眼泪时，他们会重新开始。如果他们不能在一个地方生活，他们将继续在另一个地方扎根。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。
由于对身份认同的需求不同，对感情的奖励价值不同，男女之间的对话存在天然的障碍。总有一方不愿沟通，不被理解。因此，王家卫电影中的亲昵是反复的失落、拒绝、等待、徘徊和遗忘。
但它们的美却令人难以忘怀，在流动的光影中轻轻转动，如花落尘，吹来一种细腻而伤感的乡愁。
苏丽珍的一分钟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难忘的一分钟。白脱山庄大嫂的遗憾，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摆脱的遗憾。公二的严谨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严谨。
和爱人在一起，如果等不及或得不到，你还是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寻找安定吧。但它们相得益彰，男人突出女人的暂时性，女人对比男人的挣扎、流浪和逃离。
我是谁？
孟景辉戏剧工作室的一篇文章曾经说过，21世纪，每个人都想弄清楚自己是谁。
这是一个后现代的谜题。人是天生的，每个人都必须至少问自己一次。
当今时代，地球村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相连。在大文化背景下，人们本质上存在身份焦虑和时间不确定性。
英国社会学家西格蒙德·鲍曼在《游客的朝圣——身份简史》一书中将人类身份分为五类：朝圣者、流浪者、流浪者、游客和游戏玩家，并给出一个微妙的比喻，人类身份是从一个流浪者的朝圣者。
朝圣者生活在现代，现代的标志是稳定和确定；流浪者生活在后现代，但后现代的特点是流动性和不稳定。
在流动的现代社会，人们的思想充斥着观念的碎片，个人身份失去了一个稳定的参照点，容易产生痛苦和焦虑，饱含泪水，甚至陷入永恒的身份危机。
例如，我们现在还说永远有多久？永远不要再说永远。不再坚信什么。千万不要说：“山无棱角，河流枯竭，冬雷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一，我敢与你同在！”
因为这个身份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。
王家卫显然受到新浪潮电影的影响。“无脚鸟”的形象最初来自法国新浪潮电影《亡命之徒》。他和新浪潮的代表戈达尔都非常注重个人风格的表达，没有固定的剧本。，注意编辑；我在《阿飞传》中也看到了侯麦的影子。语言无法有效沟通，甚至会产生误解。台词是影片中极其重要的部分。不同的是，侯麦的电影是分分钟的。在对话中，王家卫更多地使用了一个人的叙述和独白；他也能看到日本文化对他的影响，比如新感觉派的风格，
王家卫的“电影时代”大多是1960年代的旧梦，但支离破碎的叙事结构却充满了超越性和诗意的后现代性。那么他电影中的所有身份危机都被另一层后现代文化所指涉，这就是电影艺术本身的流动性和实验性，也是电影本身的“寻根”之旅。
无论如何，我又喜欢他的电影了，尤其是《阿飞的真实故事》和《西毒》两部，再加上一副歪歪扭扭的《东进西》。
因为张国荣，也因为一群演技最好的香港演员集体亮相。
“我再来的时候人都没有了，谁在射江采芙蓉？”
能看到这样的电影是幸运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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